会议结束后，大部分参会者陆续返程。谭亚东副院长留了一天，和中和堂的同事一起做收尾工作。等所有事情忙完，我们才有时间坐下来，聊一聊他作为参会者和主办方成员的双重感受。

“我也是第一次以这个身份参加”

韩名禹：谭院长，这次您既是中和堂的副院长，又是参会者。双重身份下，感受有什么不同？

谭亚东：说实在的，我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参加。以前参加活动，就是听听课、记记笔记，散会就走。这次不一样，从会前筹备到现场执行，再到会后总结，每一个环节都参与进来。累是真累，但收获也是真大。

最直观的感受是：办好一场会，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耐心、有细心、有抗压能力。会议期间有个小插曲，一位老师的PPT临时出了问题，我们技术组几分钟内就解决了。那位老师事后跟我说：“你们是认真的。”就这一句话，我觉得之前熬的几个夜都值了。

“让我意外的是讨论的质量”

韩名禹：作为参会者，您个人对会议内容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谭亚东：最满意的是讨论的质量。不走过场。

我参加过不少培训类的活动，很多时候是“老师说、学生听”，几乎没有互动。但这次不同，每个分享后面都留了充足的提问时间。而且提问的人不是随便问问，是真有思考。

举个例子，有位老师讲了一个工厂布局的案例，调整后产能提升了百分之二十。下面立刻有人问：“同期有没有其他变量？比如上了新设备、换了管理层？”那位老师坦诚地说：“有一个车间确实同时换了新设备，所以我把那个车间的数据剔除了，只对比没换设备的车间。”这种严谨的态度，让我很受触动。易学要想让人信服，就得经得起这样的追问。

“三个让我印象深刻的瞬间”

韩名禹：有没有哪个瞬间让您特别难忘？

谭亚东：有三个瞬间，我一直记得。

第一个，是开幕式上沈彦均院长说的那句话：“我们不是在办一个热闹的会，是在办一个有用的会。”这句话后来被很多参会者提起。大家觉得，这个定位准。

第二个，是分组讨论时，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和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一个案例的看法不同，争论了将近半个小时。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但两人互相留了电话，说回去继续研究。这种“和而不同”的态度，让我看到易学传承的希望。

第三个，是一位来自农村的风水师，在自由发言环节站起来说：“我没读过什么书，手艺是爷爷传下来的。以前我觉得自己上不了台面，但这次我发现，我做的那些案例，和大家讲的是一个理。”他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抖，但全场都在安静地听。我觉得，这就是茅山会议的意义——让每一个认真做事的人，都能被看见、被尊重。

“建议：让年轻人的声音更大一些”

韩名禹：作为副院长，您对下一届有什么建议？

谭亚东：我有三条建议。

第一，建议设立“青年专场”。这次参会的年轻人不少，但发言的机会不多。他们其实有很多新想法、新方法，只是缺少展示的平台。如果下一届能专门给他们留出半天时间，哪怕每人只讲十分钟，对他们来说也是极大的鼓励。

第二，建议增加“自由辩论”环节。不设固定议题，不设主持人，大家就某个争议性问题自由发言。比如“现代高层住宅还能不能用传统的理气方法”“八字命理到底有没有统计依据”。这种形式的交锋，往往能碰撞出真知。

第三，建议会后“持续跟进”。很多人在会上聊得很好，但散了之后就断了联系。我们可以建立一个线上社群，定期组织小范围的专题研讨，或者每月一次线上案例分享。让交流不因会议结束而停止。

“未来：我想做三件事”

韩名禹：最后，作为中和堂的副院长，您对未来易学文化推广有什么计划？

谭亚东：我想做三件事。

第一，把这次会议的案例整理出来。会上有很多好案例，如果只是听过就忘，太可惜了。我打算用两个月时间，和同事们一起把这些案例匿名处理、整理成册，先内部传阅，成熟后再考虑公开。

第二，推动“实战带教”项目。找几个愿意学习的年轻人，跟着我做实地勘测，手把手教。传统的师徒制有它的价值，但需要规范和系统化。我希望摸索出一套可复制的教学模式。

第三，尝试做“易学科普”短视频。现在很多人对易学有误解，觉得是迷信。我想用最通俗的语言、最短的时间，把一些基本的道理讲清楚。比如“为什么房子缺角不好”“什么是藏风聚气”。不求流量，只求准确。

最后的话

韩名禹：如果让您用一句话总结这次茅山之行，您会说什么？

谭亚东：我会说——这条路，我没选错。不是因为这次会议多成功，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同行者。只要有人在，路就不会断。